四、推动浦东开发，扩大上海开放

开发浦东的构想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198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组织编制浦东新区总体规划。1987年6月，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开发浦东新区中外联合咨询小组，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浦东开发的整体思路逐步形成。

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开放。1988年7月，朱镕基同志提出：“开发浦东是建设‘新上海’的希望”，“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上海最现代化的一个部分。通过浦东开发，使上海这个城市整体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信息中心”。他在上一届市政府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了开发浦东的可行性研究。

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和支持浦东开发这件事。1990年年初，朱镕基同志两次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开发的战略设想，得到充分肯定。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率领中央调研组赴上海就浦东开发进行专题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调研组汇报了浦东开发基本思路和总体规划设想。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浦东开发开放获得突破性进展。

制定浦东开发开放的具体政策。根据中央的决策，1990年4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浦东开发开放的具体政策。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三项法规文件，上海市政府也颁布了六项法规，形成了指导浦东开发开放的框架性文件，浦东开发开放至此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率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大力宣传浦东开发开放。在题为《上海要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央做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决定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将会释放上海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还概括了新阶段浦东开发开放的四个特点，包括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工业区、引进以外资银行为先导的服务性行业、进一步探索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进一步改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办法等。他充满信心地说：“我可以断言，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话、一个招牌、一个广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上海经济发展现实的前途。”

五、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

倾听群众呼声。朱镕基同志指出：“要为人民服务得好，就需要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他们的要求，同时也要了解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特别是各种制度的弊端和我们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他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带头，“要到下面去体察民情，了解真实情况”。他非常注意通过信访等渠道了解民情。他说：“通过信访工作，不但能跟人民群众建立一种信息的联系，而且可以促进我们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关系。”他十分注意从群众来信中了解“群众的脉搏、人民的情绪、大众的要求”，由此“正确地估计政府工作的成绩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并且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学习到如何当市长”。在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的同时，朱镕基同志还非常注意在工作中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历史重要关头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维护上海稳定，促进上海发展。

反对官僚主义。朱镕基同志痛恨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大声疾呼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他经常深入基层，倾听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意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总结实践经验，提倡讲真话、办实事，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言必行、行必果。他要求：“市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厂长，要到第一线去跟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他指出：“说空话没有用，发牢骚更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干，要实干苦干。”朱镕基同志不满足于有关部门只是汇总信息，而是要求对这些信息的处理要有跟踪反馈和督办的机制。他明确指出：“相当大一部分批办事项都长期拖着办不成。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要求对“《每日动态》反映出来的问题，过了一天两天，去查问一下，有关的副市长和委办局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批示？有没有去查办？”在他的要求下，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建立了领导重要批办事项一抓到底的督办制度。

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朱镕基同志强调，上报的信息和情况反映，“不仅要报喜，而且特别要报忧。报喜比较容易，报忧比较难，难就难在要突破关系和情面”。“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气，一定要压倒这个邪气。大家都来根据党性、党的原则办事情，绝对不能讲情面、讲关系，不要怕得罪人。”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就以铁面无私、不讲情面、经常当面严厉批评干部出了名。他也常做自我批评，《实录》编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三次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对自己的缺点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特别是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

关心干部成长。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干部培训的问题，要求市人事局开出100个40岁左右的局级干部名单。他指出：“上海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更大胆的关键在干部，干部是决定因素。”“对有实绩的同志、扎扎实实工作的同志，要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把那些老说空话、占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去。应该有这么个风气，我们的政府工作才有转机。不要搞关系学，不要怕得罪人。”他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做敢于承担风险的改革者”，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朱镕基同志非常重视培养企业家队伍，提出了社会主义企业家必备的三条基本素质，并要求从各个企业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素质比较好的干部送到国内外培训。他说：“应当培养一批年富力强的厂长，让他们自己抓起来，使企业活起来，到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生龙活虎地活动。”对于没有通过厂长招标的干部，他主张要进一步培训，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后“东山再起”。他深入基层，面向群众，不拘一格，发现并重用优秀年轻干部，为上海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实录》还选入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关于环境保护和治理水污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新闻宣传等多方面的讲话。他曾多次到大学、电视台、市人大会议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朱镕基同志首次披露了个人的坎坷经历。《在复旦大学的讲话》中，他用通俗的语言向上海高校党政负责同志、教师和学生们介绍了上海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实录》还有很多这样的内容，都生动地反映了朱镕基同志的施政风格。

（文中引文均出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 人民日报 》（ 2013年08月16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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