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受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等職務，主持西南黨政軍各項工作。在此期間，鄧小平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積極開展群眾工作，領導開創了西南地區工作新局面。
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關於群眾工作的認識和思考，不僅在當時有力指導了我們黨在西南地區的各項工作，而且對新征程上我們進一步做好群眾工作仍然具有啟示借鑒意義。本文基於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對此作些梳理和歸納。
01“團結和依靠群眾建設新西南”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地區所轄的重慶、四川、雲南、貴州、西藏、西康和昌都等省區，地域遼闊，約佔全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面對嚴峻復雜的局勢和繁重艱巨的任務，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團結和依靠群眾建設新西南”。
（一）深刻分析西南解放之初我們黨面臨的復雜嚴峻形勢
西南地區地域廣大，地理環境復雜，交通閉塞，少數民族眾多，分布區域廣泛，且大部分處於邊疆地區。由於歷史原因，各民族之間、同一個民族內部之間矛盾眾多，隔閡較深，沖突頻發。較之全國其他地區，解放之初的西南地區敵對勢力更為強大。新中國成立前后，盡管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節節敗退，但蔣介石仍有計劃地置留了大批反動武裝，妄圖把雲貴川康變成所謂“反共復國基地”。
這些殘余反動分子與土匪、惡霸勾結在一起，瘋狂進行破壞活動。他們還在西南各族人民中制造大量的反共宣傳，造成了社會思想的混亂。加之國民黨政府長期對西南人民進行壓榨盤剝，留下了一個經濟萎縮、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的爛攤子，失業人員眾多，幫會組織猖獗，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人民慘遭飢餓、瘟疫和死亡等威脅，生活痛苦不堪。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建立、鞏固和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維護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保障人民生活，繼續支援解放戰爭，對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與考驗。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今后的斗爭要比普通的軍事斗爭復雜與艱苦得多，不是打幾個沖鋒就能解決問題的。”
（二）清醒地認識到當時我們黨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權在西南地區力量較為薄弱的實際情況
面對復雜嚴峻的形勢，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將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放在首要位置。進軍西南之前，為補充地方工作所需的干部缺額，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由華北局、華中局、西北局和山東分局調配、招收 3.8萬名干部隨二野大軍進軍西南。但由於各解放區所需的干部均缺額較大，一些原抽調給二野的干部又補充到了其他新解放區。
面對這種情況，1949年 7月，鄧小平在二野前委會議上提議組建西南服務團，並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贊同。隨即，西南服務團從新解放區招收了 1萬余名青年知識分子補充干部隊伍。但是，與需要承擔的任務相比，我們黨派駐西南地區的干部隊伍人員仍然不足，力量也相對薄弱。鄧小平就指出：“這次去西南，主觀力量從上到下都不夠強，數十萬軍隊除外，各地集中的縣級以上干部約一千二百人，區村干部約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萬人口的江西省配備的干部多不了多少。”
即便將當時西南地區所有原地下黨員、游擊隊以及剛剛參加革命工作的學生計算在內，干部數量依然不足。不僅如此，不少干部還存在能力不強，甚至有一些錯誤傾向等問題。比如，有的干部由於文化水平較低，難以適應城市工作需要﹔有的干部思想落后，出現享樂思想和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有的干部則對新形勢與新任務認識不清，等等。
1950年 1月 4日，在重慶市軍管會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會議上，鄧小平告誡全體同志：“必須准備在一兩年內不要想過好日子”，“我們不但要養活自己，而且要養活別人。而我們的干部很少，攤子還沒有擺開，工作還沒有下鄉，今后的困難是很大的”。因此，為了在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且情況復雜的西南地區徹底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鞏固人民政權，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須改變“廣大的基本群眾尚待發動”的局面。
（三）強調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建設新西南
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之源。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認識到，要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帶領群眾共同奮斗。早在抗戰時期，鄧小平就極為重視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的作用，提出“敵我斗爭的勝負，決定於人民”的論斷。在解放西南的過程中，鄧小平多次強調，取得政權以后我們更要依靠群眾，任何時候都要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進軍西南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明確要求，必須掌握“依靠西南人民”這個法寶，老解放區干部和部隊干部都要“抱著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去工作”，避免命令主義的錯誤作風，同時注重從本地發現積極分子、培養新的干部，“西南人民的徹底解放，隻有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為此，1950年 1月 17日，鄧小平在二野團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動西南七千多萬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眾”的政治任務。
7月 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召開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29周年大會上，鄧小平再次強調依靠群眾建設大西南的必要性，明確提出，要完全肅清土匪特務，清除封建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緊緊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和其他愛國分子，緊緊地團結群眾和依靠群眾，共同努力克服困難，穩步地建設新西南”。
鑒於城市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鄧小平特別重視聯系和依靠工人階級。他認為：“沒有工人群眾，我們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們不去依靠工人階級，那就是一個根本的思想問題。”在鄧小平和西南局的統一領導下，西南各地各項工作緊密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為接下來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秩序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02“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
為了誰是一個根本性問題。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領導西南局堅持“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把保護群眾利益作為群眾工作的重要著眼點，及時恢復和發展生產，重視人民當家作主，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一）以群眾的需求為出發點，及時恢復和發展生產
西南解放后，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經歷了長期戰爭的西南人民，極度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為此，鄧小平以群眾的需求為出發點，把穩定物價和建設交通網作為兩個重要抓手，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保障西南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條件。
整頓金融市場以穩定物價，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的關鍵。如果物價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會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引發人心波動不安，發展生產和復興經濟都會無從談起。解放之初，西南地區的金融市場混亂、物價波動等問題較為嚴重，阻礙了廣大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的開展。穩定物價，成為人民群眾的殷切期盼。
鄧小平對此指出：“我們從入城那天起，就應把領導精力轉向城市，著手整理和迅速恢復被敵人破壞的人民經濟生活，穩定金融市場。”重慶是當時西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因此，整頓重慶的金融市場，穩定重慶的物價，對於整個西南地區經濟的全面恢復具有關鍵意義。而在當時，由於金融投機分子瘋狂倒賣銀元，重慶的銀元價格上漲，物價隨之全面大幅上揚。
1950年 2月，重慶市場物價漲風突起，當地物價水平甚至超過了一些沿海大城市。鄧小平對此指出：“如果不能穩定物價，我們就要脫離群眾”。隨即他領導西南財委，採取加強市場管理、嚴格打擊投機活動、發揮國營商業的主渠道作用等多種措施平抑物價，促使與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價格逐步穩定下來，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西南地區自古以來交通閉塞，給當地人民的日常出行和物資運輸造成很大影響，嚴重制約了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高度重視發展西南地區交通網，加強各地聯通，將建設成渝鐵路作為帶動西南地區發展、推動新中國建設的重要突破口。
1949年 12月 31日，鄧小平在西南局常委辦公會上指出：“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發展，不但可以幫助四川恢復經濟，而且可以爭取人心，穩定人心，給人民帶來希望。”他認為，成渝鐵路的修建，“對西南和四川人民來說，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1950年 6月，成渝鐵路全線開工，並於兩年后竣工。成渝鐵路的開通，為西南許多工業企業發展找到了出路，加強了西南地區人民同外界的溝通與交流。此外，在鄧小平的正確領導下，西南的貨幣、糧食、稅收等工作均由最初的困難重重、步履維艱逐漸轉向平穩有序、積極發展。
（二）聽取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願，保障人民當家作主
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標志著中國人民開始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為更好地聽取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願，鄧小平領導西南局按照黨中央的各項指示精神，保障人民當家作主，認真思考和分析了在西南地區如何建設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重要問題。
在鄧小平看來，各級各界代表會議是聯系群眾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1949年 12月，鄧小平等先后分別主持召開工人、青年、婦女、文教等各界代表座談會，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聽取他們對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設城市等問題的意見和建議。鄧小平強調：“無論城市農村，均須注意團結大多數人的工作，迅速與各界見面，盡快地籌備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時間、內容及其形式等問題上，鄧小平提議：“各界人民代表會不僅要認真地開，而且要經常地開。各縣三個月一定要開一次，甚至兩個月開一次，內容如征糧、剿匪等都可以，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人士。”“譬如學校可以開學生代表會議、教員代表會議，縣裡可以開各界代表會議，區鄉可以開農民代表會議。”
在少數民族民主建政問題上，鄧小平力持謹慎和穩妥的態度，提出西南各族各界都要召開人民代表會議，“讓代表們來討論各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的問題”，在尊重少數民族意願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革，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南局的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地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紛紛建立起來。通過座談會、協商會、聯歡會等形式，我們黨廣泛團結了各少數民族，制定的城市接管、征糧、剿匪、減租、退押等各項大政方針得到廣泛擁護和迅速貫徹，並�